这一背后反映出来的就是，对于专利权的尊重，以及是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将决定一个国家对于创新的认识高度。

将米莱的观点带入到专利制度上就是，只有尊重专利的私产属性，由市场自主调节，而不是采取行政粗暴介入和干涉，才应该是一个能够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方式，否则就会陷入贫困。

姑且不说米莱的观点是否一定正确，虽然对人类历史的GDP发展总结是对的，但是他忽视了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其实与米莱所崇尚的自由贸易恰恰相反。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集体主义”模式下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功。

这也就意味着，当今世界的发展模式可能并不只是单极，而可以是多极。

也就是说政府监管和市场自由贸易两者相结合，也未必一定是错的。但是，这正是米莱批评西方某些国家的地方。

从专利领域来看，实际上，美国近20年来进入了一个弱专利保护的周期，随着欧盟此次SEP的提案，使得欧洲原本是强保护的环境，变成了要遏制专利权人利益的立场。

以上种种迹象都表明，无论欧洲还是美国，纯市场自我调节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这些监管的力度和广度到底会如何，会是未来这一领域非常关注的话题。

尤其是中国，从过去的“集体主义”试图向更加市场的环境去过度，更是充满了挑战和荆棘。就像中国法院进来开始逐步裁决许可费率，是否能被市场所认可，还是市场会进行自我调节，例如在重庆法院做出许可费率之后，荣耀和诺基亚，小米和爱立信都官方发布了基于市场谈判的交易结果，都是这两种冲突背后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