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对专利总有质疑
专利制度在技术经济和互联网时代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尽管主流观点肯定专利制度的重要价值，学术、媒体和部分政府对专利制度的质疑也从未停止。随着专利诉讼的增加以及以专利药品与仿制药纠纷为代表的利益群体冲突，专利制度所承受的压力实际越来越重。
专利和所有知识产权一样，体系建立只是在近几百年。虽然专利制度有独立的理论依据，但相比有几千年制度积累的民法体系还并不成熟。在技术高速发展和贸易全球化带来社会阶层分裂加大的背景下，非常有必要重新审视专利的现实作用和站在客观立场上回应来自各方的质疑。
严格来说专利制度对创新的支持作用不需要重新证明。200年前林肯总统专利为天才之火浇灌利益之油的评价足以支持专利制度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诺斯在借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产权理论中也反复阐述建立专利等产权/所有权制度是建立有效经济组织的前提，论证专利法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并促进对生产要素的投入和流动。
从实证案例来，专利制度也是发明本身以及创新产业化的基本保证。如果没有专利制度带来的红利，瓦特不可能从白手起家到拥有足以多年连续优化蒸汽机所需要的雄厚资本；没有1000多项专利权的支持，爱迪生不可能一个人创造留声机、电灯和有声电影这几大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产业；没有专利权的保障，固特异先生付出再大艰辛和儿女生命也无法在不断失败中不断融资，在几十年试验中优化橡胶产品和硫化工艺。
二、专利法更多保护企业是合理的
专利法中企业和个人都是受平等保护的。但尽管专利法规定发明人必须是个人，事实上企业构成专利权人的主体部分。
很多批评者认为专利法应该首先保护发明人，批评专利法越来越多保护企业是偏离专利法的立法本意。这个观点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臆断个人地位在专利法中应该优先。
(一) 企业是推动创新的主体
个人兴趣爱好在人类历史上曾经长期是推动创新的主要力量，但这个现象已经在大工业条件下瓦解，企业成为创新的主要动力。
不仅是技术发明从个人兴趣转向产业化，电影也已经被产业化，成为不同资源在创作、制造、传播链条中大规模协作的结果。研发总是由个人或个人组成的团队完成的，但绝大多数研发是由企业组织，缺少企业参与的创新只是创新中的少数。在技术最发达的美国，企业对研发的投入也早就超过了国家对研发的投入，更不用说个人的独立研发。既然企业是研发的主体，企业通过劳动关系和民事合同从发明人获得研发成果的专利权顺理成章。
(二) 企业是实现创新的主体
现代创新是围绕市场进行的创新，这不仅决定了创新动机从个人兴趣和理想转移到商业，也决定了企业才能给成为创新的主要力量。
商业条件下的一项创新从理念到产品再到市场流通，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要经过复杂的产业链。创新需要遵循产业规律，得不到产业支持的孤立创新最终会失败。微软在2002年全球首家推出平板电脑时移动网络的发展程度并不支持便携终端，Tablet PC最终黯然败北。曾讥讽平板电脑注定要失败的乔布斯却在8年后的2010年悄然推出iPad，借移动时代早班车在全球占据领先优势。
商业创新不仅需要产业链配合，也需要对不同技术和专利有强大整合能力。苹果产品除了外观和交互方法很少有原创技术，尤其是底层技术都是采用现有技术集成。但苹果对现有技术的整合以及优化能力远远超过其它IT豪门，成为苹果在激烈竞争的IT业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
商业环境下的创新主体不再是前工业时代的个人，而是追求商业利益又敏于感知市场、具有强大技术集成能力又能够整合庞大产业链的企业。现代化的创新从发起、执行直至商品化都以企业为主体，为创新投入最多的企业获得专利制度最大化的保护是完全合理的。
三、专利是否会阻碍社会进步
（一）专利会阻碍技术进步么
全球专利数量随着技术爆炸而长期高速上涨，企业为了严密保护创新或者为了狙击竞争对手倾向尽可能多的申请专利，以致一旦出现新的技术发展方向就可能被蜂拥而至的专利申请从各个角度堵塞后继发展线路。在部分技术领域如中药，专利审查制度的缺陷造成了大量单纯以占坑而和创新毫无关系的配伍专利申请与授权，妨碍了真正的技术进步。
对商业方法和软件类专利的授权制度也引起了全社会的巨大波动。美国联邦最高院一度奉行阳光底下皆可专利的开放政策，使得纯粹商业方法获得专利授权的门户大开。专利泛滥也造就了不关心专利产业化而专门追求专利诉讼的特殊群体patent troll。美国法院在一系列针对微软、苹果、谷歌等大企业的专利诉讼判决中为patent troll开出巨额回报，曾极大刺激了投资涌入锚定用来诉讼的专利收购市场。
专利法是人为设计的产权制度，制度从没有完美而是需要不断在现实中调整的，技术和产业环境的巨大变化则是专利制度始终在不断完善和修改的根本原因。专利授权条件的过度放宽使专利从以激励创新为基本功能开始转向限制竞争，这是全世界专利授权机构和法院都应该关注和控制的趋势。美国联邦最高院在Bilski v. Kappo等案件判例中已经开始改变20年前过度宽松的司法政策，美国专利局也在对涉及商业方法的授权中从严把控。
简而言之，专利审核标准过度放宽导致的专利泛滥开始显现对创新造成的负面影响，而欧洲专利局在专利授权审核标准上的一贯严谨值得学习。中国和美国都应该更好的向欧洲专利局交流，提高专利审查尺度和授权质量。
(二) 专利会妨碍人道主义么
专利药品高售价的确使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没有机会得到医治，由此在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都引起了激烈的人道主义争议。国内从无药品专利保护的印度跨境代购低价药品引发违法进口的刑事诉讼也在很多媒体引发对高药价和药品专利垄断的激烈批评。在主观上，贫穷人口因为经济问题不能得到救治值得同情和反思，但在客观上需要公平的分析专利药品高价格的责任是否应该由专利制度来承担。
专利保护药的高价根本原因是研发费用高企。对专利药品研发成本有很多不同的统计数据，行业一般认为一种新药研发和临床试验需要花费10年时间和10亿美元成本，联合早报报道美国塔夫茨大学药物研发研究中心2014年在一份受药企资助的研究报告中认为新药研发平均成本高达26亿美元。有趣的是即使在新华社2017年引用作为批评制药企业掠取超额利润的俄勒冈卫生科学大学等机构研究成果也证明“抗癌新药从研发到上市所用时间的中值为7.3年，而成本中值是6.48亿美元”。
根据药品研发的一般规律，一款新药最大的研发成本在于测试失败的高风险。由于测试失败的机率极大，全球制药业在2015全年未能研发出一款抗癌新药，有些被高度看好和投入重金研发的新药甚至在临床二期、三期被否定，使研发机构损失惨重。此外期限20年的药品专利保护期是从专利申请时而不是授权时起算，但药品专利审查通常要耗费8-10年，甚至15年以上。通过简单的算术可以看出，制药企业通常在专利保护期只剩一半才获得授权，而研发包括时间和机会成本在内所有直接间接成本都只能折算入药价。
专利药价格超过普通人承受能力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发展受益不均衡造成的贫富差距过大。但贫富差距是每个国家和政府都在应对的政治经济问题，让专利来承担新药价格过高这个应该由全社会分担的责任，既不公平又竭泽而渔，最终只能使资本却步于新药研发，从而严重削弱创新和未来人口的健康事业。
四、专利制度在进步
专利制度是人类为激励创新而创造的最主要的工具，过去和将来都是如此。但专利制度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在不同社会和技术发展阶段需要做出不同的调整。同时专利和其它所有工具一样都可能被滥用，这同样需要精巧的制度安排进行调整。
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很多批评都带有的浓重理想主义色彩，对现实缺乏必要的认识。正如前不久一位知名自媒体在自己收费订阅专栏文章中主张版权保护会损害创作一样。如果因为专利制度运行中出现问题就指责专利是停留在大工业时代的过时制度，这才是基于浅表现象而不经过系统分析就得出的错误结论，如同因为有交通事故就主张禁止机动车一样。
事实上法律对专利制度的调整也一直在进行。在保护专利方面最激进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除了对商业方法专利授权、专利赔偿额计算等实体问题上调整司法政策外，还通过TC Heartland v. Kraft Foods案裁定书严格限制了专利诉讼管辖法院，使得专利诉讼原告选择法院的范围大为减少，专利权人青睐的联邦德州东区马歇尔分院案件受理量迅速下降。
专利的所有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需要专利，而在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专利制度，应该如何优化专利制度使其保持活力。作为一项伟大的制度设计，专利必将与技术和社会进步共存
来源：专利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