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只有沈阳农药厂的两个简单的杀菌剂。上海农药厂的前身，上海药械厂将进口的DDT进行分装，研究人员几乎没有。随着国家的发展，有机氯农药逐步地发展起来，最有名的就是六六六、DDT。其中为了抗击细菌战，DDT有了一定的发展。当时葛店化工厂、天津农药厂、上海农药厂等，都算是大厂了。
“收多收少在于肥，有收没收在于药”在这个口号下，南北多家大型农药厂也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特别是经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国农药生产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几乎都是仿制的。到了七十年代左右，大概只有一百二十种农药，制剂也只有一百多种，几乎一种农药只有一两种制剂。有的同志将大蒜素说是中国自己创造的，也有人有异议，但是大家认为，就凭着这么些农药，再加上进口一部分，我们也基本对付了中国当时农牧业的需求，确保了几亿人有饭吃，心中也是有自豪感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国务院一声令下，有机氯农药，主要是六六六，全部下马，只留一点点外销需要。国家拿出一大笔外汇进口农药以满足农业的需要。几十家六六六农药厂立刻下马，一片惨像，我当时工作的上海联合化工厂（当时称红卫农药厂）5000吨原药及制剂全部停产。那时国家开始提出“创制农药，创仿结合”的口号。
要创新农药谈何容易，进展艰难，实际上还是以仿为主。当然，要仿制也不容易，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努力，我们仿制的水平也越来越高，那个年代知识产权的问题我们还不是太了解，有时还不太注意把仿制的情况在报纸上进行报道，还不知道是犯了错，真是不好意思，太幼稚了。
近五十年来，创新新农药的工作，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二十年还是处于舆论准备阶段，人才准备、国家统筹安排，投入大量资金。近三十年由准备进入了认真领导实施阶段，特别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国家也分别设立南北两大创制中心，产学研结合。沈阳化工研究院、南开大学、中国农大、湖南研究院、浙江化学研究院以及近来发展的由宋宝安院士领导的贵州大学团队，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取得了初战告捷的战果。当然有些同志还不够满意，但是，我要说，创制困难，实在不容易，现在还是处于播种时期，南北国家攻关的战友们辛苦了，胜利就在前方！
近二十年，我已退休，不做这方面的工作了，我这里只是在回想四十年前我在上海联合化工厂工作时的一些体会，说出来与大家分享，还请大家不要笑话。
我们当时与浙江化工所万迪秀主任他们合作，仿制日本发明的著名杀菌剂，纹枯利、菌核利两个姐妹品种。小试都是他们做好的，到我们工厂来只是放大，进一步大田药效与毒性工作的研究，特别是两年慢性毒理工作，这方面国内工作很少有人做，费钱也多，因为我本人是生物系的研究生，所以对此也很有兴趣。当时的情况有两点我记忆犹新，与武汉医学院周教授合作，做了两年大鼠慢性毒理试验，结果发现菌核利致大鼠白内障，因此，当年被国外称为王牌杀菌剂的菌核利被枪毙了，很伤心，当时也引起了国内农药界的一阵轰动。慢性毒理工作不能再不重视了。
后来，我考虑纹枯利是菌核利的姐妹产品，我们试着本来用来防治纹枯病，改用大田防治油菜菌核病，一举成功，代替了菌核利，同时日本公司认为纹枯利不能用于烟草作物。我当时认识青州中国农科院烟草所的老刘同志，我给了他一些纹枯利粉剂，请他研究一下，为什么禁用在烟草上，实验结果大出我们意料，不但能用，而且是防治烟草赤星病的首选。据说，三十年来一直畅销至今，农民兄弟们称它为救命药。纹枯利后来面市后，正式称为“菌核净”，主治油菜菌核病、烟草赤星病。
这几年，我国有些地方，使劲在传，农药不能用，这才叫“天然蔬菜”，这当然好，但我绝对反对把优秀的农药都妖魔化，这有否定一切的嫌疑，我个人认为要认真对待一下。就像有些人大讲食品添加剂不能用。我曾经看到国外的一些大权威讲：“没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食品工业！”上海静安饭店的法式面包，价格高、很好吃，但是顾客天天排队，不就是添加剂好嘛！我认为我们对添加剂、农药、医药、助剂的研究和国外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因此，不要动不动的讲“一切回到天然的状态，不加任何东西”，这是要商量的；不要动不动就讲“厉害了，我的国”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讲，不合适，对我们的国家发展利少弊多。中国农药七十年地发展我始终欢欣鼓舞。
这篇短文的写成是在我右手骨折的情况下写就的，因为我的儿子徐里奇讲：“爸，你写过一篇文章说，一生做农药很幸福，七十周年了，你应该写一篇短文祝贺一下。”在他的帮助下，写了一小段中国农药创新早期的几朵浪花，以示祝贺。
多学科结合和现代先进技术的应用是今后农药创制的重点，多学科，我主要是指要加强基础研究的队伍建设。三十年前，有一次南开大学的尚稚珍教授在农药创新讨论会上讲：“现在我们团队里学生物的人只是做做药效试验，这和国外的大公司完全不同，国外生物这一块研究人员占了一半，很多创新的苗子是他们发现的，这一点一定要加强。” 高起点是指要运用近年来高速发展的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加入到农药研究中来，这一定能取得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例如无人机的运用等等。
不断抓紧学习国外新的知识，打好基础才能创新，李正名教授在三十年前就抓了新农药创制的学术讨论，那还是在中国农药创制的起步阶段，我几乎每次都参加了，因为我是会议会务组的成员，李先生做的这些努力，现在大量的在全国各地农业界开花结果，这些农药创新讨论会的收获是巨大的，并且会与日俱增，因为这些讨论会是在改变人们的思维，而正确的思维是会发出声音的，是不可估量的。
王大翔、李正名、陈万义、薛正祥、徐义宽、王能武、李宗成、顾可全等教授，以及我同时代的战友，胡笑形、尚尔才等人在我工作时给予我无私的指导和帮助，尽管他们中不少人已经离开人世，今年我也八十岁了，老了，但是我还是十分的怀念他们，特别是在这中国农药发展七十周年的日子里。